一宗离奇的千古谜案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老子，不是一位对改变现实社会有什么显赫功绩的伟大人物，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不是他在当时社会上有什么突出的表现，而是他在继承前人学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自然、社会、生命活动规律的探索研究所认识的“道”并结合社会实际情况写成的一本被后世称为《老子》的《五千言》著述，乃是惊世骇俗的不朽科学巨著。应当说二千五百多年来，人们都是从《老子》这本内容奇特的著述里认识老子这个人的。说的更准确一点，应当是自西汉文帝刘恒登基之后，人们是从所谓《老子》的《道德经》里认识老子思想的。正是由于这本《道德经》，二千多年来让人们围绕着老子其人其书进行了众说纷纭的探究与评说，形成的文字可谓是浩如烟海，其影响不谓不深，但结果至今仍然是莫衷一是。

对于老子，司马迁说他是隐君子，道教信徒尊他为祖师爷，学术界认他为思想家与哲学家；至于他作品中的哲学思想，有人说是唯物的，也有人说是唯心的，更有人说是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而且主张开历史倒车。他所写的关于“道”学说的《老子》这本书，到底是揭示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著作，还是总结处世经验的人生哲学，或是讲述修心养性的神仙法术，让人类归朴返真重返原始社会？可就是没有人能明白地说出其中的奥妙，老子及其作品的真实面目也就成了我国历史上至今未解的千古之谜。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的出土，才为世人揭开了这个隐藏长达二千多年的天大秘密，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真确的事实：那本以作者老子的名义在世上流传的《道德经》，并不是老聃的原著《老子》，而是有人利用原著《老子》的文章与字句，经过精心改造重新编撰的另外一本炼句形式的经书。由此也终于让世人看到了老聃著述的这部经典《五千言》即《老子》的原貌。这一发现为探究老子的真实思想，解开这宗困扰人们二千多年的谜团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从而知道了《老子》一书为何后来又被名叫《道德经》，以及其字句又何以能让历代无数文人墨客费尽心思难得其解而称之为“玄学”的根本原因。

究竟是谁又是为了什么要对老聃的原著《老子》如此大动手脚呢？只要将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和通行本《道德经》（魏      王弼注）这两部书的字句进行逐字逐句的认真对照比较，详细分析其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透过这些发生变化的字面，探寻其发生变化的本质，也就不难发现内中所隐藏的玄机。很明显，它们是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两位作者，围绕着不同的主题，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创作的两部不同作品。再从这两本书作者所显露出清晰的内心世界里，就可以分辨出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身份来。事实表明，原著《老子》是一部以客观世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科学巨著，由《老子》变造而成的《道德经》则是以主观世界意识形态为目标的行为说教。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世上流传的这本《道德经》已经不是老聃的原著，而是有人利用《老子》的字句重新编排篡改而成的再造本，应当说这位把《老子》篡改为《道德经》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这位冒名顶替号称太上老君的道教祖师爷李耳。老聃与李耳一先一后，一个是朝廷官长一个是山野隐者。他们是不同年代的两种身份的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从而揭开了老聃所以被改名换姓成为李耳的秘密，原来就是因为老聃所撰写《五千言》亦称《老子》的著述，被李耳改头换面制作成《道德经》所造成的。

据专家对古代姓氏的考证，在我国春秋时期的240年里就已经有老姓而尚未见到过有李姓人物。据《左传》记载，老佐（?--公元前573年），乃春秋时期宋国商丘人，宋戴公直系后裔华秀老族之后人。说明在春秋晚期的老聃之前就有老氏存在，老聃以老为氏已早有先例不足为奇。可是春秋时期从未见有李氏。最早出现在史册上的李氏人物叫李悝又名李克（公元前445年—公元前396年），乃战国初期赵、魏、韩三国分晋后的魏国（建于公元前403年）著名政治家、法学家，濮阳人；曾任魏文侯的丞相，主持变法。李耳也确有其人，他就是魏国将军李宗的父亲。由此可见，生活在春秋晚期的老聃以老为氏是不成问题的，而李耳应当是生活在战国初期，因他生活的年代要比老聃晚，所以李耳与老聃不会是同一个人。说明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描述的那个“老子”，应该是由春秋晚期的“周王室守藏室之史”老聃与战国初期的“隐君子”李耳两人合并而成的。就司马迁所提供的“老子”年龄数据分析，这是将老聃的出生与李耳的死亡日期合并计算的结果，才会有长达一百六十余岁到二百余岁之说。也就是说，假定公元前403年魏建国时，李宗为魏将的年龄是三十岁，其父李耳的年龄起码要在五六十岁左右。此时死于公元前479年终年七十三岁的孔子早已不在人世，而比孔子年长约二十岁的老聃，如果还活着那就该有一百多岁了。依此估算，在魏建国时年才五六十岁的李耳至少要比超过百岁的老聃要小一百岁左右。所以这位号称“老子”的魏将李宗之父李耳，决不可能与老聃是同一个人，也不可能是老聃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显然李耳就是晋末魏初社会最混乱时期一位崇拜老聃，并把《老子》改头换面变身为《道德经》，以此避世自隐的道教祖师爷。可以肯定李耳拥有老聃的原著《老子》并作过精心研读，但他不是一位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懂得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者，而是个深受有神论熏陶、以“自隐无名为务”避世修行不曾有过一官半职的隐者。他一知半解地读过老聃的原著，欣赏《老子》文章里的词句，但却缺少老聃所具备的学养与经历，加上他更不知道什么是自然规律，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变革？因而根本不可能形成与老聃相同的世界观并写出《老子》来，只会把《老子》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拆解改装，制作成个人修为的《道德经》，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天差地别。

那么，老子在过函谷关时被强迫著书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相信 “老子著书”的故事，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有一定事实为依据的。不过所讲述的并不是老聃著书，而是李耳改书或者抄书的场景。也就是说，当年在函谷关被尹喜留住强行著书的人，并非老聃而是李耳。老聃是陈国人，公元前516年他就已去职回归故里，开办私学继续从事讲学活动并依据自己的经历撰写了这本《五千言》著述。公元前479年楚灭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早先的《史记》说老子是陈国人，后来却被改成楚国人的原因。楚灭陈后，年届九旬的老聃无家可归流落他乡，最后进入秦国继续办学并死于秦国。李耳欲出函谷关时老聃早已过世，李耳出关是去传道不是讲学，他身边所带着的不是老聃的《老子》，而是已经被改写的《道德经》。《老子》一书总共只有五千余字，虽然字数不是很多，若是花上三五天的功夫是完全可以将它抄完的；如果要修改，再多花个把月时间也是可以做到的；若说著书那就不一样了。五千余字看似简单，得来可不容易。《老子》是老聃用了一生的经历和心血，对自然、社会、生命的种种现象进行深入、透彻、细致、科学的分析研究并总结出规律运用于实践中才最后撰写完成的科学论著。可以说，这是一部由渊博的学识与丰富的经验垒积起来的经典之作，书中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和表达的思想感情，如果没有亲身的经历与直接的感受是不可能写出来的，也不是像写回忆录那样就可做到的。这些字句应该是老聃一生的经历，经过反复锤炼逐步升华道学理论，最后才形成的智慧结晶。它也是老聃在长期的讲学实践中针对具体事件向不同对象所作的讲课内容，是不断充实修改逐步完善起来的世界上第一部教科书。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只是片段内容而且文字也不尽相同的原因。

因李耳是战国初期的人物，由此可以肯定，在战国初期《道德经》的版本虽然已经产生，但一直到西汉初期都还只是作为早期道教典藏，供内部少数人珍藏使用。所以这种版本也绝对不可能在三国分晋以前的社会上流传。即使到了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博览群书的韩国公子也只看到与马王堆出土一样的原貌《老子》，从没见过《道德经》的样子。因此他只能对享誉学术界的原貌《老子》进行深入的研读和评论，写下了《解老》与《喻老》两篇文章。再从西汉前元十二年下葬的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儿子利豨（第二代轪侯）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情况分析，墓中同样没见到汉文帝所极力推崇的《道德经》身影，说明这两本没有题名、不避刘恒讳的帛书抄本，为曾身为长沙国丞相利轪侯利苍的家藏且不可外传之物。此前社会上流传的还是原貌《老子》，后因汉文帝从道教传人河上公处得到《道德经》才开始力推而流行。这个时间正是《道德经》开始取代原貌《老子》的交接点。

由于《道德经》已不是《老子》原貌，《老子》与《道德经》是由世界观截然相反的两位作者分别在不同时期为了不同目的而创作的作品，所以二千多年来依据《道德经》对老子所作出的评价都是张冠李戴不真实的；这些评价只能说是对道教祖师爷李耳的评价，而不是对道学理论奠基人老聃的评价。由于以往学术界都是依据这部由《老子》篡改而成的《道德经》，把老聃的“道法自然”理解成李耳的“无为而治”，把追寻“无为”的人生境界作为“道家”的标签，硬贴在老子身上，于是就出现了把唯物主义者老聃与唯心主义者庄周、道教祖师李耳浑称为“道家”的怪现象。实际上这样把两种完全不同世界观的人合为一家的做法是极不慎重和科学的，所以对历史上所谓“道家”的称谓也是值得学术界进行深入探讨与重新定位的。因为李耳的有神论唯心世界观与老聃的无神论唯物世界观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李耳根本无法理解《老子》书中词句所蕴含的实际意义，为此只能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将老聃的原著《老子》加以变造，从而变成了宣扬他自己有神论唯心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道德经》。只要我们认真研读这两部作品，理会文中所寄托的中心思想就可发现，老聃的原著《老子》是联系实际宣讲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指导社会变革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道德经》则是避世清修宣扬形而上学思想追求升仙成圣的唯心论。这就清楚说明为什么《道德经》的作者绝对不会是老聃本人，也不可能是老聃的嫡传或再传弟子，而只可能是与老聃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世界观却又完全不同的慕名学者。也就是说，《老子》的原作者是老聃，《道德经》的炮制者叫李耳；这位名叫李耳的“老子”并非老聃本人，而是将原著《老子》的字句进行了重新编排、精心改造的再造者。老聃与李耳，一位是道家学说领军者，一位是本土道教创始人，充其量只能称是神仙家。他们是生活在不同年代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所以二者是不可能合二而一的。虽然《道德经》脱胎于《老子》，所使用的文字也基本相同，但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却南辕北辙，两者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分析解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内容，可以知道这是一部以科学的眼光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观察分析自然万物（包括社会人生），蕴涵内容极为丰富的鸿篇巨著。因此它的创作完成是需要充分的时间来做保证的，所以说它不可能是作者在出函谷关的当时因被关尹喜所“强迫”，为了临时应急一蹴而就所能写得出来的。如果确如司马迁所讲的作者只是为了应付出关才写这本书，那么这个为了应急写出书来的人决不会是老聃，肯定应是李耳。难道关尹岂敢对年逾九旬有着无数弟子的著名学者发难？李耳过关时所写出来的书也绝对不是原貌《老子》，只能是抄写一份由《老子》变造而成的《道德经》交差了事。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说的，李耳是个“修道德，以自隐无名为务”的“隐君子”，由于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和深入社会的感遇，只会研读《老子》而“修道德，以自隐无名为务”。为了能过关他只好把按照自己主观意图改写成的《道德经》送给函谷关尹喜。尹喜则是《道德经》的第一位读者和传人。《道德经》这种版本，原先只是作为道教的内部典籍，局限在供奉李耳为精神领袖的早期道教内部珍藏使用；而且早期道教还只是一种少数人的信仰，注重个人修身养性，尚未形成规模组织，因此社会上是见不到《道德经》的。所以汉文帝刘恒登基之前，在社会上传抄的应当还是老聃所著的原貌《五千言》版本，这就是为什么战国初期的魏国公子韩非不可能读到《道德经》，而我们今天能从马王堆汉墓里找到原貌《老子》而未见到《道德经》的缘由。究其原因就在于汉文帝刘恒登基之后，在道教传人河上公的指导下极力推崇《道德经》，以李耳《道德经》取代《老子》，导致原貌《老子》从此销声匿迹。因此司马迁写《史记》时，只能隐瞒真相顺着汉文帝的意思把《道德经》当成《老子》，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把老聃和李耳两位作者合并成为一个人。从而酿成一宗千古谜案。所以造成这一局面，真正该怪罪的，当然不是李耳，也不是司马迁，该是汉文帝刘恒！是他以皇帝的最高权力将之捏造成形。至于唐高祖李渊尊老子李耳为其上祖，是为了达到让老聃改名换姓为其争光之目的，社会上还编造出一些离奇古怪的神话传说：说什么老聃是因为一出生，长相就像是个老头子，所以才被称为老子；还有说是因为他的母亲出走时，在李树下分娩而指着李树为姓，所以老聃姓李，因此这个李耳就是老聃。诸如此类的神话故事，都是奔着让老聃改名换姓能顺理成章而来的，当然那都只是后话，已不足为奇。

《老子》一书是老聃一生奋斗成果的总结，也作为他的讲学资料为世人所瞩目，因此在先秦文人学者中就已广为流传。据郭店出土的楚简（约公元前350年—公元前300年）中，已有关于《老子》的片段摘抄，虽然内容并不完整，且字句与《老子》原貌也存在一定出入，但能说明《老子》一书所传播的思想理念，在当时社会上已比较流行。1973--1974年从马王堆3号汉墓中发掘出土的帛书就有《老子》（甲本）与（乙本）两种较为完整的手抄本。因为是从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儿子利豨（第二代轪侯）墓中出土的，所以是十分可靠与弥足珍贵的。应该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接近原貌的版本。从（甲本）中不对“邦”字与“恒” 字避讳情况分析，应系传抄于汉高祖刘邦建汉之前；（乙本）对“邦”字避讳而不对“恒” 字避讳，说明应该是传抄于汉文帝刘恒登基之前。马王堆3号汉墓为利苍之子利豨的坟墓，下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这说明直到汉文帝当政的前元十二年之前，原貌《老子》虽然没再传抄，而在侯王家中却还是有珍藏的，所以直到他去世，在社会上已经失去传抄意义后，才被他带入坟墓，深深埋葬能得以保存下来。另据世上流传的三国分晋时期韩国公子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著述的作品《韩非子》中，《解老》与《喻老》两篇内容的叙述顺序分析，对照一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的文章结构，充分说明战国初期韩非所见到并在社会流传的《老子》就是与之相同的版本。证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就是老聃所著述的原貌。如果不是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使原貌《老子》得以重见天日，我们将永远只会把《道德经》当成原貌《老子》，对其所隐藏的逻辑混乱现象不明就里。这就是《老子》所以成为历朝文人学者琢磨不透难以理解，称之为“玄学”之一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古人对文献典籍十分珍贵。由于汉以前无纸，那时只有官宦人家才会有书，而且当时的书，绝大部分都是用竹简做成的，能有条件使用帛书（或称素书）的都是些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所以在王公贵族家里被用素帛抄录的书籍，绝对是当时社会上最具有权威性的精品。马王堆汉墓就是西汉王朝第一个侯国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家庭墓葬。马王堆3号墓墓主是轪侯利苍之子，这才会有帛书的出土；若是一般的官吏或文化人，墓葬里出土的就会跟郭店楚墓一样只能是竹简之类的文书。从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不避汉高祖刘邦名讳，当抄写于刘邦建汉之前，应当是汉朝建立以前所遗留下来的物件，乃是不允许流传的私藏秘本。至于秦朝，它在我国历史上只仅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而且当时对文人实行了十分严酷的思想禁锢，即使是再有权势的王公贵族，也不能像战国时期那样有着思想开放、言论自由的空间，所以这件帛书《老子》（甲本）的文字内容，只能是直接来源于战国时期的王公贵族。正由于这件帛书《老子》（甲本）是在秦以前高等级的贵族社会中流传，使其文字内容也具备特有的权威性。而与之同时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则不然，由于它既避汉高祖刘邦名讳又避汉文帝刘恒名讳，由此可以确定应当抄写于刘邦建汉之后至刘恒即位之前，乃汉朝之物件无疑。而且帛书《老子》（乙本）所依据的母本很可能就是当时在文人系统中流传的《老子》版本，因此有些文字也为他们所改动。这说明直至西汉时期原貌《老子》与《道德经》这两种版本确实同时都在不同的系统内流传。

事实上原貌《老子》这种版本，在转抄的过程中，如果落到了脱离生活实际的封建文人手里，由于他们缺乏科学头脑，有些字句往往是要遭到肆意改动的。这是因为封建时代读书人，思想深受儒学侵染，既容易脱离客观实际又喜欢钻牛角尖，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老子》原著词句的科学含义，根本不懂得什么“道法自然”，所以就会主观地以唯心之道取代唯物之道，用礼教概念解读科学观点。这一点可以从韩非在所著述的《韩非子》里对《老子》有关章节字句的引述与解读中得到验证。在战国时期，老子的著述就已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那些学术界的大儒们还凭着自己的思路，对《老子》的内容进行刻意的加工与解读。如今我们从韩非在《喻老》与《解老》等篇章所摘录的《老子》内容中，还是可以看出当时在文人中流传的《老子》版本的大体模样来的。《喻老》与《解老》的区别在于：《喻老》是以《老子》所阐述的道理说明现实中发生的事件，而《解老》则是以现实中发生的事件解释《老子》所阐述的道理。前者是以现实发生的事件为叙述主线，后者则是以《老子》文章的顺序为叙述主线。所以从《解老》中还是可以看出《老子》原著的基本结构和内容概貌的。现将《韩非子·解老》中引述的《老子》内容剔除韩非所作的解释部分，按其顺序排列如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攘臂而仍之。”、“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理薄也。”、“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 “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处其薄”、 “处其实不处其华”、“去彼取此。”、“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治人事天莫如啬。”、“夫谓啬，是以蚤服。”、“重积德。”、“蚤服，是谓重积德。”、“无不克。”、“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则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圣人亦不伤民。”、“两不相伤，则德交归焉。”、“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矣。”、“祸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惨于欲利。”、 “道，理之者也。”、“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道之可道，非常道也”、“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生而动，动皆之死地，亦十有三。”、“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备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错其爪，兵无所容其刃。”、“无死地焉。”、“善摄生”、“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慈，于战则胜，以守则固。”、“吾有三宝，持而宝之。”、“大道”、“貌施”、“径大”、“朝甚除”、“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货资有馀者，是之谓盗竽矣。”、“不拔”、“不脱”、“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馀。”、“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对照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可知道，韩非的 《解老》是按照原貌《老子》的字句先后顺序进行逐条认真解读和评价的。

很明显韩非当时所研读和评论的《老子》是以“上德不德”句为开篇的，而“道可道”句则处于全文的中间位置，亦未见有上下篇之分。因此可以肯定，韩非当时所看到的《老子》版本与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时所看到的实际上是被改写而成的《道德经》版本，在篇次结构上显然是不同的。从以上战国末期韩非的著作《韩非子·解老·喻老》篇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我们已经可以得知原著《老子》的概貌，它的基本结构是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相吻合的。可见当时世上流传的只是《老子》的原貌，还没有出现所谓的《道德经》。如果有的话，博览群书身为韩国公子的韩非是不会不知道的。再从韩非所作的解释中还可以清楚知道当时社会上的大儒们是如何曲解老子思想的。韩非虽是法家可是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的学生。荀子（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尊号“卿”，避汉宣帝刘询讳，改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所以韩非秉承儒家的思想讲的是主观意识的君子之德，老聃是站在道家立场指的是客观自然的生长之德。韩非对“德”字的解读与老聃“德”字的原义是有天壤之别的。他说：“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于德。德则无德，不德则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这种解释与《道德经》是相同的。再从韩非所作的解读中可以知道为了宣扬儒家的君子之德，在其文章中都是只谈“圣人”而不提“声人”的。可以说，“声人”二字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中所独有的特征；在同一篇文中出现两种称呼，说明其含义是不同的。“声人”是对教育工作者的尊称，体现了老子重视教育的科学思想。因此文中有无“声人”与“圣人”之区别，这也是界定老聃思想与识别原著的最为突出标志之一。

虽然后世学者都把韩非的学术另类归属于法家，实质上儒家与法家原本就是一家，骨子里都是主张“君权神授”维护封建道统的。他们在所尊奉的政治体制方面并没有原则的分歧，只是在对待人民反抗的态度与使用方法上由于对人性问题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了不同的管理理念而已。法家与儒家的区别只是在于儒家强调“礼”而法家强调“法”，法家把儒家的“人治”变成为“法治”，把主要依赖对礼制的信仰力变成为主要靠法制的强制力来强化其封建统治。应当说在“惩恶”的理念上，法家要比儒家来的更加强硬与果断。其实这只是在统治方法与手段上进行了变革，其维护君王权威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对《周礼》的尊奉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把维护君权而不是以维护民权作为衡量善恶的最高标准，所以原则上法家只能算是儒家中的一个流派而已，而不是另有统治纲领的理论大家。道家则不然，他们虽然也尊重“王”在国中的统领地位，强调“国有四大，王居其一焉”，但同时坚持“以下为基”、“治人事天”的以人为本原则，与儒家“克己复礼”的道统理念截然不同。老子在孔子适周问礼时就当面针对《周礼》的制定者指出：“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言下之意就是：不能再用当初的《周礼》来规范当今的社会秩序了。道家是强调国要以王为首、王要“以下为基”，体现君民一家“以民为本”的国家整体理念。对“人性”的理解上道家主张善恶并存、扬善抑恶，“道法自然”的辩证思想。即在善恶并存、扬善抑恶的社会环境中增强免疫力，把“中气以为和”作为体现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道家十分看重事物内部矛盾关系的“中”与“和”，而不是一分为二相互消灭走极端，认为这才是“德”的体现。因此道家把“恒善（忄+求）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作为所遵奉的处世哲学。“（忄+求）”字的原义是形容矛盾双方冤仇的心理状态，表示善人与不善人之间在精神层面的对立关系。“恒善（忄+求）人而无弃人”则是要求善人要坚持不懈地以善心德行去教化不善人，从而避免矛盾的激化；而不是以敌对的手段去消灭或抛弃对方。也就是要以增强主方有效控制力来引导对方，以取得整体性的和平统一，而不是以对方主体的消失来体现自己的强大。那样可能取得一时痛快，由于同时也丧失本身抵抗力，结果只会适得其反。“物无弃财”就是对任何废弃物品都必须加以充分利用，甚至可成为“反面教材”变废为宝；不能置之不理或随意丢弃使之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负担并最终酿成人类的祸害。这些原汁原味的字眼以及所蕴涵的意义，都是只有在原著中才会出现的。“（忄+求）”字从造形看，是心与求的左右结合；在《道德经》中，被改成为“救”字。“（忄+求）”的本意是要用“心”就是发挥精神力量的作用，去改变受体的主观世界。说白了就是用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改变受教对象。改成了“救”， 无形的“忄”变为反文的有形“人手”，把思想意识的教化工作变成了以物质手段来救助人的行为，就在本质上改变了作者的原来意图。当然如果只把“救”字解释为挽救还是可以的，不过一般人是不会这样理解的。这也是原貌《老子》所呈现的特征。从以上韩非《解老》的引述顺序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在文人中流传的《老子》版本尚未作上下篇结构与章次上的变更，而只是在个别字句上做了些合乎自己逻辑的改动。显然这种版本的大模样与后来司马迁所描述的由上下篇组成“言道德之意”的版本在结构上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司马迁看到的是经道教祖师爷李耳变造过并为汉文帝所推崇的《道德经》。将老聃与李耳两个不同时代身份不同的人合二而一、混为一谈者，源出于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虽然没见到原貌《老子》但应该了解韩非，知道《老子》为老聃所作，由于两部作品所使用的文字基本相同，也知道《道德经》为李耳所为，再加上道教当时又得到了皇家的尊崇，所以他也就心不由主地顺应道教的传说，把这两种版本和两位作者合二而一了。同时为了掩盖其中所明显暴露出的年龄矛盾问题，他便使用了“或言”二字，而且加注了“以其修道而养寿也”的说词来自圆其说。所谓的“或言” 表明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当时社会上盛传的一种讲法。说穿了就是这是由道教提出，而且得到了皇家肯定，因此必须予以重视，故采取隐晦的笔法将其记录在案。

封建社会随着国家私有制度的不断强化，已经无法再现老聃在《老子》中所阐释的“有德”社会。身为守藏史的老聃还是坚持以上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呈现的“有德”无私境界为蓝本，宣扬“天人合一”的道学思想及坚信不疑的客观唯物辩证理论，殊不知由于时代变迁，难以为被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所接受，屡屡遭到封建文人们的篡改与曲解。真正的“有德”社会只存在于公有经济基础上，在极端封建的私有社会是不可能重现的，只能存在于梦想之中，以致于被逐渐淡出了人们视线。自汉文帝刘恒推崇《道德经》以来，人们一直都把李耳的《道德经》当成了老聃的《老子》，李耳也就被冠以“老子”的名号与老聃合二而一，变成了有一百六十岁甚至二百岁高龄的神仙人物。从此历代文人都是以《道德经》的内容作为评价老子的思想和学术依据，使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宗师、文化巨匠老聃的唯物辩证法创立者的功绩被埋没、形象遭歪曲，而蒙受千古奇冤。

总而言之，十分清楚这是一宗由道教祖师爷李耳一手泡制、汉文帝刘恒亲自操弄，经《史记》作者司马迁糊涂撮合而栽到老聃头上的离奇冤案。今天我们应当事实求是地摒弃一切主观成见，依据新发现的原著《老子》，重新对老聃及其道家思想作出客观公正的科学评价，以还原其本来的面目，为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继承发扬华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