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对老子“道”学说和周景王对社会变革的初步认识，还得进一步了解当时的国家体制与社会背景。说起周王朝就不能不说起诸侯分封制度，也不能不提到开国之初的三位奠基人物对社会架构的卓越贡献。分封制是西周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将亲族、功臣、先代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受封者则必须对周王承担各种义务，并受周王控制。周朝的三位奠基人：一是文王，二是武王，三是周公；其主要贡献分别为：演易、伐纣、制礼。文王演易目的是在接受传统文化同时更换思维观念向百姓灌输“君权神授”的迷信思想，体现的是凝聚公众对王朝的精神信仰力；武王伐纣是以强大军事力量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体现的是国家专政力量的威慑力；周公制礼是通过规范国家制度起到稳定社会秩序作用，体现的是国家制度的强制约束力。这三股力量构成了统治政权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也是保障社会稳定不可动摇的基石，对周朝开初阶段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可是到了西周晚期，由于昏君辈出，三大支柱屡遭摧残；特别是西周末代出了周幽王这个耽于酒色、视人命如草芥的昏君，竟然为了满足个人淫乐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荒唐地出演了一岀 “烽火戏诸侯”这样的自毁荒诞悲剧，造成了国破人亡的严重后果。经过这一事件，那些手握兵权的诸侯们对周王室的号令已完全失去了信任感；由周文王“演易”所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的权威性也遭到了质疑；以封建礼仪构筑的《周礼》因此受到了诸侯们的挑战，君主统治地位面临了危机。从而导致了周王朝分封诸侯体制的彻底崩溃，后来只剩下一个名义上的空壳子。面对封建王朝逐渐衰败的颓势，最早实行变法的有西周第十位君主周厉王姬胡（公元前904年―公元前829年）。周厉王在位期间，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即以国家名义垄断山林川泽，不准国人（指工商业者）依山泽而谋生，借以剥削人民。他违背周人共同享有山林川泽以利民生的典章制度。致使百姓起来反叛，袭击周厉王，周厉王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最终死于彘地。西周末年，西周第十二代君王周幽王（公元前795年～公元前771年,姬姓,名宫湦）无道，自后宫得宠褒姒以后，生子伯服。不久，竟废申后及姬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于是姬宜臼逃奔申国，申侯联合缯国和犬戎进攻周幽王，周幽王被犬戎所杀。随后，申、鲁、许等诸侯国拥立姬宜臼继位。姬宜臼为避犬戎之难，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史称东周, 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前？～公元前720年）为第一任君主。东周历史进入春秋时期，诸侯们对君王的敬畏感已荡然无存，君王完全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武力控制权，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周礼》亦形同虚设。到了春秋晚期周王朝国势更加衰败，君王地位已日薄西山。春秋晚期周朝第二十五位君主周景王姬贵（公元前？～公元前520年）在位时，财政窘困，已经到了王室的器皿用具都得向各侯国乞讨的地步。有一次，他宴请晋国大臣荀跞，指着鲁国送来的酒壶说：“各国都有器物送给王室，为何独独晋国没有？”荀跞的随员籍谈答复说，当初晋国受封时，王室就没有赐以礼器，目下晋国又忙于对付戎狄，送不出礼物来。姬贵列数了王室赐给晋的土地器物，讽刺世代掌管典籍的籍谈是“数典而忘其祖”，这就是成语“数典忘祖”的来源。这件事说明，春秋初年周王室还能赐些土地器物给诸侯，这时却只能靠向诸侯乞讨过日子了。可见天子的尊严与威望此时已经丧失殆尽。这就是分封制所带来的严重恶果。自从分封制将管理社会的权力切割交给了各诸侯王后，做为社会首领的周天子，就隔断了与天下百姓之间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直接联系，成为脱离社会由诸侯们供养的寄生虫。起先凭借着三大支柱的威力还能维持国家的稳定状态，让王室成员养尊处优享受安稳的富贵生活；到了后来由于昏君自毁和诸侯践约及民众失望，三大支柱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光，社会稳定的基础也被动摇。此时周王朝号令天下的行政大权旁落在把持朝政的强势诸侯王手里，周景王在位时，单穆公为执政大臣、刘献公为军机大臣，朝廷的军政大权完全由诸侯王所掌控，君王已经丧失了作为天下“共主”的实际权威，完全沦为了只能仰仗各诸侯王鼻息过日子的可怜虫。各大国诸侯为了扩张势力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武力与财力，把国家变成战争机器在社会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以至于诸侯之间争战不断，形成了群雄争霸的混乱局面。那些强势的诸侯凭着武力成为敢于同君王抗衡的霸主；弱势小国只能疲于奔走在大国之间寻求庇护以为附庸；饱受战乱之苦的各小国老百姓痛苦地在死亡线上挣扎，过着颠沛流离民不聊生的日子。这样的场景在《老子》中都有充分的反映。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秩序，过去由周公姬旦制定已经沿用了几百年的《周礼》实际上只剩下以虚伪的“德”、“仁”、“义”空洞理念，勉强支撑着的空架子形同虚设。这种在社会“失道”状况下，以保护统治集团私有利益为宗旨的所谓“德”、“仁”、“义”概念，本身就是依靠迷信思想与封建礼仪制度累积起来的人为产物，由于缺乏先天的自然生长根基，最后一步一步地走向“失德”、“失仁”、“失义”，使社会陷入“不道”、“无德”的局面。
老子在文中是这样评述当时的社会背景的：“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从“有德”的社会慢慢地演变成为“无德”的社会，到了必须靠强制手段来对社会上层进行“德”的规范，才能表面上维持“不失德”的社会秩序。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已经“失道”。老子在文中愤怒地痛骂这种世道说：“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也就是说，社会的总体趋势已经堕落到了私欲横流无可救药的程度；曾经威加天下的周王朝，已经被诸侯王的地方政权完全架空。这种君主失灵的状态已经到了是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社会实际主宰的诸侯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德行呢？《老子》中是这样评说的：“谓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之本与？非也。”又说：“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于欲得。”也就是说随着对私有利益的无底追求，做为当时社会实际主宰的侯王们不但“已贵以高”贪得无厌，而且还在继续追求更大的权势与享受，不顾百姓的死活不断扩张军备，更加残酷地盘剥与奴役百姓，因而成为了“天下之所恶”。还有那些政府官员更是不成体统，《老子》中是这样描述他们腐败堕落的恶习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食而赍财有余。是谓盗桍。盗桍，非道也。”意思是说朝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处理了，田地都严重荒芜了，仓库也非常空虚了。当官的还是穿着漂亮的衣服，佩带着锋利的宝剑，过分地吃喝都感到厌腻乏味了，而且得到送给的钱财也越来越多余。这是强盗的逻辑与行径。强盗的逻辑与行径，不是我们社会所宣扬的正道。
那么，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又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老子》中写道：“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兹昏；人多知，而何物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译成白话就是，天下各种限制民众的禁忌与避讳太多，而老百姓生活普遍越来越贫困；老百姓手里已经拥有很多武器，而统治阶级又都昏庸无能；不同寻常的秘密活动不断出现，而且组织形式也越来越有章程；尽管治安法令与措施日趋严苛，而盗贼却还是多得随处可见。这是对社会总体状况的描述，关于百姓的具体生活则写道：“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意思是说，老百姓所以闹饥荒，是由于上头官府的各种税收抽取得太多了，才闹饥荒。老百姓所以不服从统治，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都在千方百计为自己谋私利，所以老百姓才不服从统治。老百姓所以不重视自己生命敢于去拼死，是因为祈望以此能为更多的人谋取生的权利，所以对自己的死觉得无所谓。要知道，只有不用为生计担忧的生活，才算是文明幸福的生活。那些饱受战乱之苦的小国情景就更加悲惨。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说的是，凭勇气与统治者对抗的，就会被杀死；凭勇气不去与统治者对抗的，就可以活了下来，老百姓面临严酷的生死抉择。老聃对此无限感叹地说：“这两者对社会来讲，有利，或许是有害的；但坏事到头天理自然会报应，谁能事先知道其利害关系呢？”他认为“天之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弹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里的“弹而善谋”就是告诫家要殚精竭虑而多用机谋，不要去做无谓的牺牲。
统治者老聃指出：“若民恒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若民恒是死，则而为者，吾将得而杀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夫伐司杀者杀；是伐大匠斲也。夫伐大匠斲者，则希不伤其手矣！”意思是说，如果老百姓统统都不把死当回事了，还怎么能用杀头来使他们惧怕呢？如果老百姓统统都是这样被杀死了，那么这样做的人，就把他抓来杀掉，看谁还敢这样做？如果老百姓统统而且必然把死当回事的，那么就一定要由专门负责杀人的部门来管这件事，不许随便杀人。如果谁还敢来讨伐专门负责杀人的部门，那就该杀。因为他是在对抗一个杀人本事高强的部门。对抗杀人本事高强的部门，很少有不伤到自己手的。也就是说必然要受到惩罚的。由此可见，严重两极分化的社会，阶级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情况更加严重。《老子》中是这样描述的：“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车周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是说，小邻邦，由于战乱老百姓已经非常稀少，使得原来由十人、百人一起使用的器物没办法继续使用；使得老百姓面临死亡的威胁不得不远走他乡；有车辆做交通工具也没有事情能派上用场；有武装兵器也无法调兵列阵；使得老百姓重新采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来传递信息。以上的种种情况向人们展示了春秋晚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说明当时的老百姓在社会的重重压力之下，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安排生活的空间，面临着受饥饿、受压迫、必须为生存而冒死抗争等种种威胁，在死亡线上挣扎，处境非常艰难。也就是说，表现在因私欲膨胀而走向极端的诸侯王与挣扎在死亡线上百姓之间的阶级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日益激化程度。失势君王与得势侯王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强势侯王与弱势百姓之间的阶级矛盾都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不过而今在朝廷上飞扬跋扈的刘献公与单穆公两大家族，与周天子原本都是姬姓族亲，随着地方势力的强大，天子的地位逐渐衰弱，诸侯王掌控财政大权，周王朝沦为徒有虚名的空架子，在封建社会 “损不足以奉有余” 制度的长期腐蚀下，民众基础面临全面崩溃亟待变法以巩固统治的局面。以周景王、老聃 、郑子产、太子晋、王子朝等等为代表的社会上层有识之士纷纷主张变革。正如《老子》所言：“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也就是说，坚持改革创新的人是不会动摇的，愿意墨守成规的人也是十分固执的。他们的子孙也都遵守祖训，通过祭祀形式世代相传绵绵不绝。都要从实际出发进行自身修养，这样修出的德行才会是真切的。如果全家人都这样做了，这样修出的德行就自用有余了；如果全乡人都这样做了，这样的德行就可以得到大家拥护；如果全邦人都这样做了这样的德行就丰满厚实了；如果全天下的人都这样做了，这样的德行就显得广博无垠了。在有了自身修养的基础上再进行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思想交流，这样就能够相互了解统一看法。我所以能够知道天下大事的变化原因，就是采取这种办法。这就是《老子》中所描述的周景王时期社会的真实状况和变法改革背景。
在这种战事频发已将人民生活逼入绝境、上层社会依旧沉湎在奢侈淫乐之中、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形势下，早已不在各诸侯王眼中的《周礼》，究竟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该以什么样的新理论来统一民众思想实行礼制改革使社会走上健康发展的正轨呢？这许许多多既现实而又复杂的问题已成为当代“声人”就是理论工作者也就是精神导师们纷纷议论的热门话题。于是，围绕着如何维持封建社会秩序，代表着不同阶层利益的“声人”也都纷纷表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如鲁国大夫少正卯因讲学吸引人就被誉为“闻人”。春秋时期其核心人物就是老子与孔子，他们分别创立了道家与儒家两大学术思想体系，此外到战国时期还有法家、墨家、神仙家、阴阳家、兵家、纵横家等等出现，即所谓的“诸子百家”分别从客观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角度，把改造社会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如何转变诸侯王的思想行为这个中心环节之上。舆论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老子》中就有，“绝声弃知，民利百负。绝仁弃义，民复畜兹。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一段话。是说：“绝对不要去相信那些所谓讲学老师的话，要弃置他们的奇谈怪论，老百姓的利益必须都能全部得到。不要让所谓的仁和义掩盖了事物的真相，要使老百姓恢复自然的生活环境。要断绝耍弄巧诈贪图私利的坏风气，使得社会安定不会再有偷盗事件发生。这三句话，就作为没有讲到的补充，所以要引起注意。要是做到外貌清清白白、内心简单纯朴，人们都没有私心杂念，即使都不去学习他们讲的那一套，也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问题的” 。由此可见，当时舆论界是各种声音都有吵得不可开交。老子对不切实际的奇谈怪论产生误导民众的严重后果深恶痛绝。他是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改造《周礼》，坚持“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居，楚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而毋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得已居，是谓果而不强。物壮而老，是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老子认为“要用‘道’来辅佐国王，不要以军事手段在天下横行霸道。这种事容易遭到报应，军队长期占领的地方，田地荒芜荆棘丛生。以民生为重的打完仗就收兵，不要以兵力来强行占领。打完胜仗不要骄横，打完胜仗不要自大，打完胜仗不能乱抢乱伐，打完胜仗不能继续屯兵驻守。这就叫做达到目的后不再逞强。物力壮大了就会因丧失继续增长能力而老化，这叫做‘不道’， ‘不道’就会提早衰亡” 。他倡导“以下为基”、“以人为本”、“深根固柢”巩固君王地位、削弱侯王的权力来消除诸侯王表现在谋取私利上的所谓 “有为” 。他们不顾百姓疾苦，只想着如何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掠夺更多的财富。这种所谓的“有为”是为追求私欲的贪婪表现，而不是为民谋利为社会做贡献。老子指出：“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显然当天下有道时，会让战马退役去运肥料；如今由于战乱频仍，天下无道，许多怀胎的战马甚至劳累的连小马驹都生在了郊外。这反映出多么尖锐可怕的社会矛盾。这些都是贪婪的私欲惹的祸。为此《老子》指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意思是说，人的名誉与生命比较，哪一个更重要？人的身体与货物比较，哪一个更值钱？得到与失去，哪一个更令人犯愁？过分的爱护必然造成极大的浪费；储藏的东西多，自然损失的东西也会多。所以说，知道满足的人就不会觉得被人看不起，知道适可而止的人是不会失败的，只有这样才可以长久不衰。还有“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意思是说，罪过没有比放纵私欲更可怕的，灾祸也没有比野心得不到不满足更危险的，所有过错没有比贪婪更令人痛心。所以说，能够知道满足而不再有奢望的人，永远是个富足的人。接着又说“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意思是说，所以我们所景仰的圣贤是这样说的：我本身不去为谋取更多私利而加倍欺压百姓，老百姓就会自动化解对抗统治的尖锐矛盾。我本身喜欢安定，老百姓自然会走正路；我本身不去骚扰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富裕起来；我本身的私欲里没有了贪婪，而老百姓自然也会民风纯朴。孔子是主张是通过恢复《周礼》来规范诸侯王和百姓的行为，以缓解侯王来自于君王和百姓两方面的压力，维持封建社会礼教秩序。对此老子就批评说：“炊者不立，自视不章，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曰馀食贅行。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意思是说，蹲着烧饭的人是不会站立着干活的，从自己角度观察自己是不会全面的，由自己来发现自己的问题是看不明白的，靠自己来惩罚自己是不会成功的。骄傲自满的人是不会长进的。这些问题都是“道”已经讲明白的，叫做剩下的饭食、多余的行为。人家对你的这些问题只会感到厌恶，所以说如果有了这些“私”字膨胀的弊病，就不应当让它保留。这说明由于立场观点不同，所主张的方法也就各异，不过他们都是以社会稳定为目标，在政治舞台上尽其所能地展示各自的才华，希冀能通过实践获得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效果，为各自的学说找到成功的依据。
在古代东周时期，人类生活艰难除了人为的社会因素外，还面临着自然环境因素的困扰。从《老子》的这段描述中可知道：“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盖闻善执生者，陵行不避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揣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意思是说，生命出来就叫“生”，生命回归就叫“死”。在生命周期里，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占十分之三，处于老化衰亡期的也占十分之三。这样人类才生生不息繁衍下来。在死亡的人数中，不是自然衰亡，而是在活动中致死的占十分之三，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人类必须用性命去拼搏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曾经听说有个善于保护自己性命的人，在山路上行走从来不避开犀牛和老虎，进入作战的军中也从来不披铠甲和带兵器；犀牛没地方刺进它的角，老虎没地方抓住它的爪，敌兵没办法找到下刀的地方。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身上没有可以致死的地方。从这段描述中看到东周时期，处于战乱年代的古人为了生存与后代繁衍既要反抗人为的敌人，还要对付自然界的野兽所付出的努力是何等不容易！
做为一位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客观探究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伟大学者，老聃始终坚持唯物辩证的立场观点观察社会万象，由表及里分析研究其产生、运动、发展、变化乃至复命、进化的生生不息规律，并以文字形式进行形象生动精炼的描述，为后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科学资料。老子是一位实事求是观察自然、社会，探究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科学家，透过《老子》的文章，可以看到二千五百多年前东周时期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中认识古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先人为创建美好社会付出的艰苦努力，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种种问题。《老子》为华夏民族留下一幅反映二千五百年前真实社会生活状况的清晰历史画卷，彰显了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悠久与博大精深也必将为民族复兴、中华崛起再创辉煌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