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道法自然

老子将“道法自然”作为宇宙间万物生命持续运动的最高境界，也是事物运动发展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则。其含义就在于“道可道”与“非恒道”两者间的密切关系。意思是说，一切事物运动发展都是有规律性的，但规律性不是永恒不变的，其变化也是随着周围自然环境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要领悟这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自然法则就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道”？道的形态与作用又是如何？
《易经》云：“一阴一阳之谓道。” “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老子》曰：“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捪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计，故束而为一。一者，其上不攸，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望、唯忽。忽呵！望呵！中有象呵！望呵，忽呵！中有物呵！幽呵，鸣呵！中有请也。甚请、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以此。”“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绣呵，缪呵！独立而不垓，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道者，万物之注也。” “ 道，汎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上，可名于大。”“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有玄，众眇之门。”“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天象无刑，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这些都是关于“道”的论述。由此可见，“道”是原初宇宙的非物即物状态，是既无形而又无穷的“一阴一阳”造物能量。
总而言之，老聃在《老子》中已经把“道”的前世今生都交代的一清二楚了。在古代先哲的认知中，“道”指的是造物之母、自然规律，即亘古以来宇宙万物所必须遵循的运动发展总体法则；按照现代囿于物质世界的说法就叫做颠扑不破的真理，其核心就是唯物辩证法原理。其中所说的“道之为物，先天地生”这句话，表明“道”不但是物质世界要走的路，还涵盖了未诞生物质世界之前的原始来头。
综上所述，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上我国古代先哲在与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中通过对生命活动的观察与深究，已经感悟到万物的起源与事物运动规律，提出“道生物”的学说，在世界上最早发现蕴涵于“道”中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并于二千五百多年前就总结出一整套揭示宇宙物质、生命、意识起源，阐释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原理，而称之为道学理论，并运用于社会变革实践中。同时提出“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主张以事实说话，把先进理论在实践中取得的明显社会效果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用对比的方式来启发大众觉悟。由于时代原因，这种发生在封建制度下倡导以民为本、以下为基政治理念的社会变革，因缺乏百姓能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主导变革的君王个人身上，一旦没了权威人士的坚持，注定最终是要失败的。由周景王倡导的变法，就是因为周景王的“猝死”而流产。变法虽然归于失败，但指导社会变革的道学理论，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灵魂。这一整套运用于社会变革实践中的道学理论，本该在二千多年前就应被人所关注，然而由于漫长的封建社会长期受私有宗法制度统治压迫，使得旨在清除统治阶层腐败现象的道家理论与倡导“以下为基”、“治人事天”、“以民为本”、“深根固袛”的政治主张根本发挥不了作用。相反以孔子为代表专门针对被统治者，大力鼓吹“克己复礼”，维护封建礼教制度的儒家，却被奉为圣人摆到了甚至比皇帝还要高的地位受到了专宠。汉朝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原貌《老子》自西汉文帝以后就在世间消失，被提倡“修道德，以自隐无名为务”的《道德经》所取代。直至公元1973年才在马王堆汉墓中被发现，得以重见天日，真实面目才为世人知晓。
人们不禁要问，唯物辩证法原理是十九世纪才被西方学者发现的先进理论问世还不到三百年，而我国古代先哲老子比之早二千三百年就能够全面掌握并实际应用于社会变革的实践中，这怎么可能呢？
事实胜于雄辩，《老子》是一部在社会实践中以现实生活实例，全面阐释唯物辩证法原理的一整套道学理论。它所记载的事例毕竟都是社会实践中发生的活生生的事实，这是谁也无法否定得了的。所以要回答这样的疑问，首先要探讨的是，老子的这种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难道中国人的辩证思维能力是天生的吗？在现存古籍中是否还可以找到相关的依据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当然有！这一连串问题，其实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了解中华文化的人都知道，唯物辩证思想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而在外国人的眼里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西方文化只是关切表面现象的变化，而中华文化是注重内部关系的协调，特别讲究探明事理；两者的侧重面各不相同，观点自然也就不一样。为了搞清这一问题，就不能不提到《易经》。《易经》是上古社会遗存的唯一可追溯到伏羲氏功绩的珍贵文献，备受周文王与孔子等历代文化名人关注并加以补充修改而流传至今且被尊为“群经之首”。《易经》本来是一本我国远古先民探索宇宙奥秘，研究社会发展的科学著作，由于远古先民尚无文字，这本在西周之前就已经面世流传的《易经》，原先应当只是以图形与符号加上口口相传的资料为主要内容而没有文字的图录本。它反映了先民们从长期生活中积累的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虽受科技水平的限制认知程度可能还比较粗浅，但其思想基础应当是唯物主义的。后来由于被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们以唯心主义的立场与观点进行了刻意的加工与改造，最终才变成了今天所能见到的《周易》这个样子。由于在客观反映事物变化规律方面被涂抹上许多唯心主义的色彩，变成预测占卜的工具。所以现在世上流传的所谓《易经》，实际上是一本被周文王姬昌改造过的《周易》，后来又经孔子作传、朱子释义，添加了许多唯心主义封建迷信观点的内容，已不再是原貌的《易经》了。传说，是上古伏羲氏“一画开天”首创八卦，才有了《先天易》，后来随着生产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又有《连山易》和《归藏易》。《周礼》认为，夏代的《连山易》、商代的《归藏易》和周代的《周易》这三部书中，经卦都是八个，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重卦或称别卦都是六十四个；六十四卦的编制体例在文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般认为，《连山易》是以艮卦为第一卦，《归藏易》是以坤卦为第一卦，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周易》是商纣王时期的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被拘于羑里城时经悉心研究，演绎而成的。《周易》是以乾卦为第一卦。后来《周易》又经周公和孔子等人解读，终形成了留传至今的模样。因此《周易》特指文王所演、周公所修、孔子所删改的这部经书。《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其中《经》的部分为周文王所书，《传》的部分即《易传》又称《十翼》，由孔子及其门人弟子所作。所谓的“名不见经传”就是来自这里。是指某人的观点既不见于《经》内，也不见于《传》内，因此其权威性、可信性较低。虽然今天已经见不到原本的《易经》，不过还是可以从周文王为它所作的《系辞》里，了解到诸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等一些依然保留着《易经》本来思想的唯物论信息。可以肯定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他当初不但见过原貌的《易经》了解其中的内容；同时也知道周文王所作的《系辞》，并对它们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讨。至于孔子学《易》，那是发生在公元前505年的事。当时孔子四十七岁厌倦于仕途奔波，退修诗书礼乐，自称“加以数年，可以无大过”。显然孔子学《易》之目的不在于学习其中所蕴涵的自然法则以造福人类社会，而是在意于盘算如何谋取私利能财运亨通得以加官进爵，想利用《易》术来预测个人的运气祸福以决定行止；刻意把《易经》引入唯心论的歧途。孔子的最大毛病就是自以为是，喜欢对先哲的经典之作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进行改造；兴许这是封建文人的通病。那时已是周敬王当政时期，年近古稀的老聃经历过因周景王“猝死”导致变法的流产，早已去职回归故里开办私学去了。据《庄子》记载，老子对孔子欲西藏书于周室的意图曾予以当面严厉痛斥，然不思悔改的孔子还是执意要把他修改过的《周易》，硬塞进王宫以博取统治者的青睐。据《史记集解》记载：“文子，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名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 文子与孔子同时，是老子的学生，著有《文子》一书。 老子在回答文子关于“法自然”的提问时，曾指名道姓批评孔子说：“孔丘从周好礼，颇好言德、言仁，偏颇也。”可见他对孔子只会专走上层路线，不为底层百姓着想的儒家学说是不懂得什么“法自然”，也就是不懂得事物运动的自然规律。
不可否定，原貌《易经》中的唯物主义立场与辩证观点是对老子的无神论世界观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这点在他唯一存世的《老子》著作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证明。也就是说老子的唯物辩证法世界观或者说中华道学传统文化的源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来自于远古人类以无神论思想对自然的探索，远古人类社会在私有观念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是个崇尚科学、民主没有迷信思想的公有社会，不是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是个受封建迷信思想和私有观念控制的私有社会。我国历史上传说中的古代贤明君王都是凭个人本身表现由民主推举产生的，如伏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他们做为部族的首领都是躬耕劳作的平民形象，他们是以科学、民主的伟大精神博得了民众的爱戴，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夏禹之后才有世袭制，整个国家变成了君王个人的私有财产。所谓玉皇、天帝之类的神祇与阎王、夜叉之类的鬼怪都是在进入封建私有社会之后才出现的虚拟偶像。与东方文明不同，当西方文明还沉醉在“神造人”说的梦呓中时，我国古代先民早已把关于无神论的唯物辩证思想载入了《易经》等史籍文献以流传于世。《易经》是我国远古先民们在长期观察自然、认识自然、驾驭自然中的经验积累，在已被唯心思想改造过的《周易》中，依然还是能找到它的蛛丝马迹。
老子是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些理论观点创立他的“道”学说的呢？那么《周易》中还保留有哪些《易经》关于唯物思想的遗存可以作为源头的证明呢？《易经》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自远古留传下来奇妙的《八卦图》了。由伏羲氏首创绘制的《八卦图》，是文字尚未创造之前华夏民族在原始蛮荒岁月开天辟地的劳作中，根据所积累的丰富自然知识创作而成的第一部图书。后来神农氏、周文王由于时代变迁生活需要又进行过改造，其中一黑一白似乎在转动的太极鱼（），应当就是古代先民心目中象征“道”的生动形象，也是体现万物源泉的基本图形。它的涵义正如周文王在《系辞》中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因此它是自然界万物起源的示意图。由于远古先民没有文字，他们就是用这种直观形象的图形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其中的“太极鱼”据说为北宋著名的道家学者陈抟（公元871年—989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字图南，号扶摇子，赐号"白云先生"、"希夷先生"）所传，还有《河图》、《洛书》；这些应当都是在文字未创制前先民们遗存的图书，在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所著的《周易本义》一书中还是可以见到这些记载的。这些寓含深意的图样反映出先民们的思维已经从直观感性平面向客观理性立体转变。随着对事物变化认识的加深，进一步有了象、数、理、性、位、向等时空概念的复杂思维与综合能力，他们又创造性地用视觉上可以产生明显质感差别的两个最简单而称之为“爻”的“- -”和“⚊”符号，来表达事物的阴和阳这两种既依存又对立的概念，并且通过阴阳两“爻”的符号变化对事物的本质与时空关系进行示意，以表示自然界中各种具体实在的理性化物象，并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推演中归纳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八种类型。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以推演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变化。认为阴（- -）、阳（-⚊）两种能量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根据“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其中乾（）、坤（）二卦均为纯阳（）或纯阴（）的状态，缺乏物质成形所必备的“负阴而抱阳”这一要件，因而被作为天与地的象征。在古代先民的头脑里，还不可能有地球的概念，只有一上一下的天与地，这天与地是存在于宇宙间高深莫测无法看到的，故称之为乾道与坤道，它们属于“形而上谓之道”，在八卦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余六卦具有内在的阴（- -）阳（⚊）交配关系，故属于“形而下谓之器”，均为肉眼可观察到的，所以皆有具体物象为对应，在自然界的大型物象中它们分别代表雷、风、水、火、山、泽六大类，而且都被认为是在天地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并由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大环境。可以看出，在古老的《易经》中，只有自然的造物，而没有天神的行踪；这就是我国先民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以事物内部阴阳变化和时空位置来观察事物、识别事物本质的思维方法。在八种类型图形的基础上，再按照爻象与爻数的排列组合，由三百八十四爻组成了六十四种图形。《易经》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说明存在于事物中的复杂结构与变化原理，以此启发人的思维，加深对事物运动变化多端内部因素的充分认识，从而形成了在人们头脑中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由“象”、“数”与“理”综合产生的基本概念。所谓“象”，就是指《易经》中的卦象和爻象，这是由阴爻与阳爻结合而成的图像。所谓"数"，就是指《八卦图》和《河图》、 《洛书》中寓含的数字、数理。有了对“象”与“数”及其“数理”关系的立体思维就可以根据变化的迹象运筹帷幄进行有效的谋策，从中寻求万物变化的规律。这些都是《易》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资料。
《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显然这段文字是有了文字之后的传承者对原创《易经》所作的解说语。这段话告诉我们，包羲氏（即伏羲氏）不是凭强大的武力“取天下”的，而是以先进的文化“王天下”的。他的文化力就表现在能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明他是一个善于观察自然、研究自然，以自然为师洞察事物本质的伟大科学家。显然“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句话就是针对他在观察和研究自然中，能注重发现并掌握事物运动规律而言的。说白了就是指他是个能够领悟并驾驭自然辩证法的非凡人物。
所谓“通神明之德”，“通神明”就是指能遵循事物运动的自然规律；“德”就是事物得到健康发展的意思。说明在远古渔猎和农耕社会，先哲们就已经在社会实践中领悟到隐藏在事物运动后面起到引领事物健康发展作用的自然规律并对它产生了敬畏，而称之为“神明”。这个“神明”是形容唯物主义者对自然规律不可逆性的精神领悟，完全不同于后世唯心主义者心目中对诸如玉皇大帝之类所谓掌管人间善恶天神的迷信与崇拜。伏羲氏生活在远古社会的新石器时期，仅能以树叶兽皮蔽身，根本想象不出天上还有个什么锦衣玉食的玉皇大帝？这个所谓的天帝，是在伏羲氏之后的几千年才被人虚构出来的所谓“神明”。在新石器时期的中华大地，先民们的意识里是不存在这种人造神的。伏羲氏所以能“王天下”，就是凭借他的超常智慧，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实践经验，赢得了天下百姓的景仰与归顺，而成为部落首领的。伏羲画卦是用具有进攻性被称为阳爻的“⚊”和具有包容性被称为阴爻的“- -”，两种体现不同性别与性格相互对立而又渴望统一的组合线条，代表着蕴涵在自然物体中的生命活力。伏羲氏以它作为基础构件，组合成了由三层爻号构建的八种卦象图形，称之为八卦。接下来又以这八个单卦为基本单位，进行两两叠加再次组合，结果生成六十四个重卦或称别卦，再按阴阳辩证关系进行对应排列就完成了奥妙无穷的《太极八卦图》。这就是古代先哲们按照道生物的基本程序揭示出物质世界基本粒子的结构形态和产生过程。《易经》就是以此六十四种卦象所蕴涵的阴阳交配变化之数，穷尽宇宙万物生成关系之理，阐释了物质世界的产生、运行与变化发展之道。
伏羲画卦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在探索宇宙奥秘方面确立唯物思想和事物运动理论的科学家。他首先创制了阴爻（- -）与阳爻（⚊）符号，分别代表着阴阳两种先天元气，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的由阴阳两种生命元气运动结合的造物理论，创立了体现中华辩证思维文化特征的道为物源之说。接着他以阴爻（- -）与阳爻（⚊）符号，所分别代表的两种先天元气，又演绎出阴阳元气进行相摩相荡复式运动的造物过程：先是阴阳两种生命元气开始复式相摩，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产生三爻叠加、具有性格特征的八种卦象，称为八卦；八卦又称单卦乃小成之卦，代表着物质构成运动中初步形成的八种基本生命因子。然后再以八个单卦为基本单位，继续两两相荡进行叠加，从而组成了六十四个重卦，完成了道生物运动的整个过程。最后是遵照阴阳对应、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按方位排列组合构成既运动又稳定的《太极八卦图》。这就是伏羲利用《太极八卦图》所阐释的道为物源、道生物的物种起源理论，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宇宙观。
必须指出的是，六十四个重卦蕴涵着阴阳生成原理的复式数理关系，已经囊括了大千世界万物基本结构的所有形态。按照《易经》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造物理论，其中乾（）、坤（）二卦，无论在前期的阴阳相摩或后期的八卦相荡阶段，都没有发生与异性元气的接触，因此依然保持着同性状态，仍旧是无形的元气。其余六十二卦，由于有异性因子的结合，则分别代表着由阴阳两种无形先天元气，经相摩相荡而最终生成的六十二种有形可见的物质图像。这样的结果与当代科学家所建立被称为标准模型的核粒子物理学理论关于粒子六十二种形态的预言不谋而合，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过乾（）、坤（）二卦虽然是单性而不能形成物质粒子，但做为无限活跃的造物资源，它们却依然无形地永远存在着，伴随造物运动充当物质世界生命运动的幕后操盘手。其他六十二卦显示的就是核物理学所讲的六十二种基本物质粒子图像代码。世界万物也就是在这种阴阳相摩、八卦相荡的两性元气不停地对立统一运动中获得新生成长，反之则亡。奇妙的《太极八卦图》实际上就是中华道学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物种化生理论及全过程演示图。所反映的就是宇宙从无形到有形，从无极状态下非物质状态的两种阴阳元气到由太极两仪（）亦称之为“帝”即“元神”为肇端，化生出存在于大千世界的六十二种基本物质粒子所构成的万物，这就是展现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物种起源论。
先民们就是通过对爻象与爻数的结构分析来理解其中的涵义，从而意识到事物的矛盾变化与运动的规律性而称之为“道”。这些表示着物象的变化与相互关系的符号，都是先民们在长期与周围环境接触中生活经验的积累。《老子》中的“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敫。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有玄，众眇之门。”所表述的就是这个意思。其中的“眇”字，说的就是物内的微观世界，认为其中的奥妙又宏大又深邃，这里是打开整体事物所有微观世界的大门。《易经》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易”。“易”的本义在于“变”，也就是事物在运动中“物刑之”也就是外力的作用下，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说明我国远古先民通过观察自然，早就知道一切事物都是处在运动状态之中的，每时每刻都在伴随着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变化的根源就出在事物内部阴阳关系的不断调整。这种表现在事物内部阴阳关系的变化也就是导致事物发生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而且我国先民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将这一辩证思维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并以《易经》为载体予以了记叙。《老子》中有一段话，“其正闵闵，其民屯屯。其正察察，其邦夬夬。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祅。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兼而不剌，直而不绁，光而不眺。”说的就是这一内容。如果译成白话就是, 当权者贪图安逸行政办事偷懒，他的老百姓也就问题堆积如山得不到及时解决；当权者勤快行政办事清清楚楚，他所治理的地方就秩序井然条理分明。祸与福是相互依存的。坏事做到了极点就会败落，好事就跟着来了；好事夸张得过头，也就埋下了坏事的祸根。谁能知道它们发生质变的极端在哪里呢？难道它们没有一个可把握的正常活动范围吗？原来是正的东西结果变成偏的了；本想是办好事，却得出坏的结果来。人的思想对此却沉迷不醒，必需很长的时间才能意识到。所以在处理事务中，一定要掌握分寸，做到规范端庄而不损人，和平共处而不相互攻击，鲠直而不死板，发光而不刺眼。这个议论的着重点就是《易经》所体现的一个“易”字。
老子的“道”学说继承和发扬的是《易经》里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与《周易》中孔子所著述的《易传》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老子》指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这就把周文王在《系辞》中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的乾、坤二道化生万物的理念进一步具体化，演绎为道生物、物蕴道的生命机理，从而揭示了物种起源的奥秘。就是说《易经》里的“道” （包括阳性的乾道与阴性的坤道）与老子学说里的“道”，是完全一致的，指的都是自然之道。老子学说里的“道”与孔子学说里的“道”，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是以人为本、以改造社会为目标，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能够与时俱进不断进步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自然之“道”，这才是《易经》的精髓所在。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事物都适合自己生长的环境条件。战国时期齐上大夫晏婴有句名言：“桔生淮南之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说的就是这道理。同样《老子》曰： “故大道废，案有仁义。知情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孝兹。邦家昏乱，案有贞臣。”意思是说所以“大道”没能遵循而被抛弃，原因在于在处理事务中出现了所谓的“仁义”而不再讲究实事求是了。对社会有不同认识的出现，原因在于所依据的事实大部分是虚假伪造的东西。六亲所以发生争吵不和睦，原因在于有人以所谓“孝顺”的名义在这里面作怪。诸侯的“邦家”所以出现昏乱，原因在于有了忠于侯王的那些所谓的“贞臣”。这里面提到的“仁义”、“孝顺”、“贞臣”，本是褒奖词，可是换个角度就变成了贬义词，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社会环境变了，立场观点就不同。从政治制度变法的角度分析，原来这些因循守旧维护封建礼教制度的所谓的“仁义”。“孝顺”、“贞臣”都是保守势力的代名词，成为变法革新的绊脚石。因此老子指出这些是造成“大道废”、“ 有大伪”、“ 六亲不和”、“ 邦家昏乱”的原因所在。儒家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提倡以君为本，是以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礼教制度为宗旨，道家倡导自然之“道”，以万物化生为源头，摒弃一切不能与时俱进只会遵循教条走向退步的人为之“道”。所以说“道不同则不相与谋”。
“道”所蕴涵的阴阳两性也是万物成形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其中的阴阳结构的数理变化是万物生命运动的反映，而阴阳调和则是生命健康的象征。这一切又是以不断适应变化中的自然为条件的，所以老子说“道法自然”。老子是把自然、社会融合在一起，用他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的“天人合一”理论，解释所有生命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
可以说“道法自然”是我国先民从自然现象中总结出来的这种以事物内部阴阳关系说明事物本质变化的思维方式，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源头。它渗透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之中，成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永葆青春的灵魂和永不衰竭的源泉。